一名日本僧人的深情告白
【一】
我叫木村礼道，是日本国人，出生在一个信佛的家庭。家里每年都要二、三次请僧人来家里诵经，所以我从小就受佛教的熏陶，聆听过僧人的开示。我小学、初中和高中都是在名古屋念的，后来进了一所私立大学，学的是化学，毕业后在一家化工厂工作。我已经出家15年了。
因为日本佛教里有一些派别是允许僧人结婚生子的，很多僧人都来自寺庙的家庭，有相当多的僧人是世袭的，就是家里世世代代为僧。与寺庙无关的年青人出家，在日本僧人中不到百分之五，我就是属于那百分之五里边的。所以按日本佛教的观点，我不算典型的传统僧人。
我虽然出自于一个佛教的家庭，但这在日本很普遍，因为日本人一生都在与寺庙打交道，人死了以后，许多人骨灰就放在寺庙里保存。我小时候虽与佛教有缘，接触了僧人，但那时我喜欢的是侦探小说，对佛教谈不上有多少兴趣。
我参加工作后才开始正式接触佛教。当时我热爱旅游，看了一些旅游的书，上面都介绍与佛教有关的地方和佛教的知识，于是转而学佛。
很多人认为，人因有了烦恼才学佛，如果出家的话，一定是碰到什么事情以后才会作出这个选择。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我不是。
我出家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的性格弱。我上有两个哥哥，下有一个妹妹，我排行第三，从小就比较文静，不喜欢热闹，愿意自己呆在一处安静地想一些事情，这样的性格导致我出了家。爱好佛教是促使我出家的又一大因缘。
我开始要出家时，家里的人都不同意，但是我意志已定，不可改变。现在通过这么长的时间，家里人都同意了。
【二】
我在学佛时，看到日本有关的书都讲到古代日本和尚到中国学佛求法，取回佛经，建立宗派。他们的事迹对我产生了很大的触动，时时唤起我也要与前辈一样到中国取经求法的想法。另一方面，我觉得日本现在的佛教已不是过去的佛教，在中国一定还有原来佛教的样子。我想按古人所说的去做，到中国去学佛，寻找原初的佛教。
我没有结婚，可以随便离开寺庙，不受家庭影响，这是我去中国学佛的最有利的条件。为了实现到中国学佛的理想，1992年我先听广播学习中文，1993年2月到山东大学中文系进修汉语10个月
这期间我到苏州灵岩山参谒，去北京广济寺里的中国佛教协会国际部提交申请书，申请到中国寺庙居住学习。中国佛教协会对我的要求非常重视，安排我到河北赵县柏林寺。年底我离开山东大学，终于遂愿进了柏林寺生活。
【三】
柏林寺的方丈是净慧师父，他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，《法音》的主编，这是我来中国后才认识和知道的。
在我申请到中国寺庙生活时，中国佛教协会国际部在1993年10月曾安排我与净慧师父见过一面。当时我对他的印象很好，非常高兴地答应了。进寺以后我一直受到他和寺里同道的关怀，特别是监院明海法师等人，经常关心我的起居和饮食，照顾很好。
我在寺里与其它僧人过的是一样的生活，大家也不把我当外国人看待。我早上上殿，吃完早饭后写字，打扫卫生，然后吃午饭、休息，下午学习佛教和汉语，上晚课，晚上打坐。如果有日本人来，我还负责接待，做翻译工作。
我从小在日本生活，来中国后不习惯中国寺院的饮食，于是寺里为我一个人开单灶，专门为我做菜，让我尽量能够吃的可口一些。在寺里我一人住一间房子，而其它的僧人是两、三人住一间。可以说，正是因为寺里的悉心照顾，使我能在中国一直安心地住了6年。
我在日本曾经从师父正式受过戒，取得了僧籍。来中国后，我想我已经参加中国的僧团，应该作一名中国的合格僧人。于是我在净慧法师推荐下，于1994年4月到广东韶关六祖慧能的道场南华寺再次受戒。
当时与我一起受戒的有中国僧人500多人，只有我一个人是外国人。我的戒师父是江西云居山的一诚大和尚。所以我既传承了日本和尚的衣钵，又接受了中国和尚的戒法，中日两国佛教聚集在我一人身上，为此我感到很自豪！
在中国，我除了住在柏林寺，去过苏州灵岩山寺之外，还到过江西云居山真如寺、山西五台山、湖北黄梅五祖寺、庐山东林寺、武汉归元寺等地参访，这些地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！
在中国供养我的人越来越多，也有居士拜我为师父，只是我的汉语不是很好，与人交流还受到一些限制，愿意与我交流的人，都是一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。
【四】
我在中国住了这么多年，要说到中日两国佛教的比较，我想还是有一些粗浅的认识或体会吧。
我觉得中国佛教还是有原来的样子，虽然它同我原来想象的不大一样了。现在传下来的中国佛教实际上应是明清时代的佛教，这样的佛教在日本除黄檗宗外是没有的。
日本佛教是以隋唐宋时代传到日本的为主，在明代，黄檗宗又传到了日本，以后就不再有中国佛教传过去了。所以现在日本流行的主要是明代以前的佛教。
日本僧人在诵经方面，如发音方法，就有隋音、唐音、宋音;衣服式样有隋装、唐装、宋装等等。我在日本属于曹洞宗僧人，到中国后住在临济宗的祖庭。
在日本，宗派的界限是非常分明的，各宗各派都有自己的性格和特点。例如在穿衣式样、诵经语言、寺院布局、使用术语等等都不一样。
但在中国，各宗派的区别不大，走到哪座寺院，寺里的布局、僧人的生活、举行的仪式都差不多。中日两国寺庙的管理也不同。
日本大多数寺庙像一个小家似的，一家人住在一起生活。中国的寺庙像一个大家，寺庙内部分工严格，谁干什么都规定好了。
日本人认为修行是做的，不是看的，所以首要的是要保证有一个良好的身体，只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上殿、修行。但中国不是这样认为的，中国人更看重的是清规和戒律，强调要有一个良好的道风，才能有一座好的寺院，素食对中国僧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
中国和日本都注重道风，日本是培养人的佛教，重在提高素质，没有规矩的人就赶走。中国注重持戒，凡是犯戒的人，就要劝请出寺，以免玷污神圣的寺院。
【五】
根据我在中国生活几年的观察，我认为中国佛教应是天才佛教。我所说的“天才”，是指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的一批先进者，他们具有领袖的作用，是弘扬佛教的骨干和带头人。柏林寺就有这么一批人。
我出家的师父和受戒的师父不是净慧师父，但他给我的教诲和影响却是巨大的。我从心里一直认定他是我的亲教师，是我最亲最亲的师父，如同我的再生父母。
据我观察，净慧师父是天才的领袖，有很强的带头人的性格，精力也非常充沛。我第一次见到净慧师父，不到5分钟，就感觉他是一个可靠的人。因为我观察到他的手指骨节粗大，说明他是一个能干活、能吃苦的人，所以我很痛快地答应到柏林寺生活。而当时净慧法师还劝我先试验一段时间，如果不行的话再想办法。
到了寺院，一看只有一座普光明殿和饱经沧桑的石塔，全部僧人都是住的平房，条件明显不如其它寺院。我认定净慧师父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和尚，我相信他有能力改变这种情况。
果然就在短短的几年时间，寺庙已经盖起五座大殿，所有建筑都是两层楼。现在整个寺院道风严谨，庄严清净，一尘不染，花草茂盛，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世外桃园、清净道场。
每年来寺参观和拜佛的人不断，其中许多是外国人。柏林寺已经在中外佛教界有了很大的影响，是一个典型的模范道场。
每年我都要接待不少来自日本的佛教徒。在我要走的时候，从法国还来了200多人的参修团，他们在寺里住了一个星期。
净慧师父常常说：“虽然我们要拜佛，但我们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努力，达到目的。”对此，我是见证人，深有体会。
再如监院明海法师，他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，人聪明，有学历，再加上天才，所以他做的工作都是第一流的，效率也是最高的。他如果不在寺庙里，肯定是一位博士。但是在中国不少当和尚的研究生，不参与寺庙活动，只攻博士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?
总之可以说，正是柏林寺里有了一大批以身作则、主动工作的佛教天才，才有了今天的巨变！
如果说我在中国还有不满意的地方，那就是来中国后，时间观念不习惯，庙里有时候不遵守时间。其次是饮食方面不大习惯，中国菜太油腻了。我喜欢吃清淡的食物，由于饮食不惯，我在中国体重掉了8公斤呢！虽然如此，我对在中国生活还是很满意的。
我在日本，住在深山里的一个小庙，每天要耕田砍柴，自己做饭，什么事都要自己去亲自做。在中国6年，我不用再做这些事情，可以专心修行，取得的收获是太大了，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！
【六】
现在我与中国方面的合同到期了，净慧师父和明海法师劝我继续留下来再住一段时间。中国有一句老话：“月是故乡明”， 我离开家乡很久了，非常想念家乡，想念我的亲人。
我回去以后，要努力工作，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世世代代友好作贡献。今后如果有缘，我还会来中国；来了以后，还会住在柏林寺里，因为柏林寺是我的第二故乡。
佛祖教导我们要知恩报恩，报佛祖恩，报父母恩，报国土恩，报众生恩，中国佛教给我的恩惠太大太大，让我终生难报。请将这篇文章以“感谢中国”为标题，以此来报答我在中国生活时对我有恩的各位老师、同道、朋友。
